刘大钧
在国家教育部社科司的亲切关怀下，在山东大学党委和行政领导的直接支持下，在学界同仁的爱护匡扶下，在各方的大力协助下，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我谨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千年。这即将过去的最后百年，与新千年的第一个百年，对于我们而言，都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跨千年、跨世纪的重大历史时刻，召开这样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次学术研讨会，将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20世纪易学研究的特征；
(2) 20世纪易学著作和人物的研究；
(3) 20世纪易学的诠释方法；
(4) 20世纪易学与哲学文化；
(5) 20世纪易学与当代科技；
(6) 20世纪易学与现代化；
(7) 新世纪易学方法的重建；
(8) 新世纪易学文化体系的构想；
(9) 国外易学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发展趋势；
(10) 其他易学问题研究。
回顾过去，是为了接续过去，开辟未来；而惟有理性、严肃地回顾过去，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就易学研究而言，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关键时刻，理性而严肃地回顾百年易学研究的得与失，成就与缺憾，即显得十分必要了。
易学研究以《周易》经传、易学发展史、易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属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以及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将过去的百年易学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其一，转型期。
20世纪初叶至40年代，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
众所周知，易学研究并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一研究从未中断过，只是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改变，其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研究的识见在不断翻新而已。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易学研究却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重大变化：《周易》经传神圣而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动摇了，它不再被视为“大道之源”，不再被看作时下一切学科和学术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易学研究的识见也随之大异于传统的易学研究。
就研究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而言，这一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冲撞、交流的深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大为拓宽，能够以一颗平常心，而不是以“读《易》见天心”的俯视态度，将《周易》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尽可能客观的研究，并借助新的学科划分理念和新的知识体系、新的学术视野，多角度地审视和剖析《周易》与易学，逐步确立起易学学术研究的客观、公允，而非情意性的研究品格与方向。
在研究视野和方法发生如此的重大改变之后，最值一提的是古史辨派的学术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以顾颉刚、余永梁、钱穆、李镜池、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冲破传统学术的藩篱，以大胆的疑古精神，对《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古史辨派的易学观点和易学研究方法论。该派以大胆怀疑并否定传统的识见而著称于世，他们对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等旧说加以抨击，其贡献在于，对于人们冲破传统学术识见与传统治《易》路数的束缚，对于人们超越传统象数派与义理派、汉学派与宋学派的狭隘门户之见，冷静而理性地重新审视和研究《周易》经传及历代易学，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他们在《周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问题上的某些观点，至今仍是颇具合理性的；他们以史学的视野，考辨出的《周易》经传所反映的当时及其以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史实，仍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当然，他们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就是因其疑古过勇的重大失误，诱发出人们轻率怀疑传统学说、好立新说、缺乏严肃笃实精神的不良研究风气，以致此一负面影响迄今仍未消除。
在新旧交替的这一转型期内，易学史研究的新成就也颇值一提。此一时期，真正精通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大家，有尚秉和、徐昂、李翊灼等。尚秉和的《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徐昂的《京氏易传笺》、《周易虞氏学》，李翊灼的《周易虞氏义笺订》，是继清代乾嘉朴学大师的汉易研究之后的最为重要的汉易研究力作。
此外，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的传入，从科技的角度切入研究易学，也成为新的时尚。杭辛斋、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等是他们的代表。
其二，短暂辉煌期。
1949年至6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短暂辉煌期。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成为各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学界开始以此学术视野研究《周易》，对《周易》的作者、成书年代、学说性质以及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李景春、高亨、李镜池等人的相关著述，是这一时期的突出成果。此一时期，还产生了一部不朽的高度哲学性的易学著作，即当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的《乾坤衍》。此书的某些观点虽颇值商榷，但其所阐发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卓异慧见，则是人所公认的。
其三，徘徊期。
60年代中叶至1977年，由于发生了十年“文革”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易学研究一直处于徘徊乃至倒退状态。
其四，恢复期。
1978年至80年代初，为易学研究的恢复期。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随着学术研究禁区的打破，正常的易学研究开始逐渐恢复。此一时期，高亨修订再版了《周易古经今注》，出版了《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与《周易通义》、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得以出版。尤其是，这一时期，在考古学领域有了重大发现，此即张政烺根据对商周之际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及占卜甲骨上的奇特数字符号的研究，提出了筮数或数字卦假说，为八卦起源和《周易》成书乃至三《易》问题的深入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五，空前繁荣发展期。
80年代中叶至今，易学研究进入空前繁荣发展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考古学领域又有新的奉献。《文物》杂志继1978年发表《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内有《周易》的卦画和卦爻辞）之后，又于1984年发表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的释文，揭开了新一轮易卦起源、三《易》问题、《周易》作者及成书年代以及卦序问题深入探讨的序幕。其后，帛书《周易》的传文，包括《系辞》、《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陆续发表；近来，郭店楚墓竹简又整理面世，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图册据闻也即将出版，这就为《周易》经传的研究提供了全新、可贵的资料。
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首届国内周易学术讨论会，之后，1987年岁末，首届国内主办的空前规模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在济南召开，从而将国内的易学研究推进到空前繁荣发展的阶段。济南会后，1988年，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同年，国内首份唯一公开发行的《周易研究》学刊创刊。由本中心主办的这份刊物，立足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培植易学研究的后继人才，把握易学研究的导向，因而赢得办刊严肃、学术严谨的“二严”声誉，对易学研究的健康发展，略尽了绵薄之力。今天参会的代表，有很多人就是我刊的长期作者。
80年代中叶，国内兴起“传统文化热”，“周易热”也随之兴起。但在学术界兴起“周易热”的同时，伴随着又产生了“科学易热”及民间的“算卦热”。 “科学易热”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牵强比附的误区，“算卦热”则导入了将《易》视为纯然的算卦之书。其后，“周易热”的偏差，慢慢得到矫正，但至今仍未完全矫正过来。
在“周易热”中，国内地区性的、全国性的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各级易学学会也相继成立，有力推动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尤其是，198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并在此基础上，经民政部批准于1996年成立了一级学会中国周易学会。在我们于1993年主办的“首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上，由原台湾中华易经学会理事长邵崇龄先生热情倡议，经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积极促成，自1993年始，每两年一届，在海峡两岸交互举行易学学术讨论会。可以说，两岸之间像这样持续开展的双向交流活动在国内学术界是仅有的，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有力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和两岸学人的相互友情，对弘扬中华文化，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
此一时期，逐步突破了建国后易学研究基本局限于《周易》经传及哲学史上少数几位有影响人物的易学思想的局面，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易学史研究。先后有多部著作问世。在《周易》经传、易学哲学与文化、以及科学易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我们欣慰地看到，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诠释学、社会学、美学、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计算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多渠道地综合交叉研究易学，已成为一股强劲的学术风尚；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激活易学研究，赋予易学以全新的学术生命，使其真正融入现代学术和现代生活，找到各种合宜的学术生长点，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突出特点。此一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品，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另外，1949年之后，台湾的易学研究作为中国易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颇为引人瞩目的。高明、屈万里、李汉三、胡自逢、程石泉、黄庆萱、高怀民、戴琏璋、南怀瑾、徐芹庭、魏元珪、黄沛荣等以《易》名家者的著述，以及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大师的相关著述，最具代表性。陈立夫、黎凯旋等所创办的易经学会及《中华易学》杂志，张廷荣所创办的中华易学研究会及《易学研究》杂志，包括他们的讲学，对易学的普及与弘扬，做出了特殊贡献。
至于海外的易学研究，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周易学会组织，并有一系列期刊杂志和书籍出版问世。如，在美国有成中英教授的国际易经学会、史密斯教授创办的《周易网络》杂志，比利时胡扬、李长铎先生主编的《世界太极科学》杂志，法国有夏汉生先生主持的“周易中心”，韩国也有自己的易经学会，德国的易经研究也相当活跃。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有影响的《周易》译本有20多部，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本世纪研究的成果。本世纪出版的有影响的论著，美国有成中英先生的《〈周易〉与现代管理学》、钟启禄先生的《周易十六讲》、唐力权先生的《周易与怀德海之间——场有哲学序论》、卡罗尔·安森的《〈易经〉的哲学》，德国有卫德明的《易经八讲》、《易经中的天地人》，朝鲜有李建昌的《读易随记》，前苏联有休茨基的《周易研究》。日本学者的著作最为丰富，研究的面也相当广泛，如有铃木由次郎的《汉易研究》、《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研究》、《易与人生》，户田丰三郎的《易经注释史纲》，今井宇三郎的《宋代易学的研究》，吉田寅二的《易与汉法·经世济民的思想》，鹿岛秀峰的《易经精义》，武市雄图马的《易与自然科学》，日本的帛《易》研究也很成气候，如池田知久的《帛易研究》不仅在日本，就是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当影响。20世纪海外易学研究的成果当然远不止这些，以上只是本人所见者，难免挂一漏万。因本次大会有海外易学研究状况的专题讨论，故希望海外来的易学朋友与中国大陆学者共同切磋，交流信息，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易学研究与当代先进的互联网络结合也是当代易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目前，有关易学的互联网站大约有3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易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大陆的易学网络，其学术水准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内外的易学研究人员和易学爱好者有必要共同努力，推动易学与互联网络的进一步结合，促进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简要回顾了百年以来的易学研究之后，我们感慨万千。对于业已取得的成就，我们自然应当感到欣慰，但是，在欣慰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理性地看到所存在的不足，更应当以一种登高望远的前瞻性视野，由此不足而激发起健康而有成效地推进易学研究的强烈责任感和神圣使命感。
我们看到，百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易学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基础研究方面，课题陈旧的问题特别突出，出版了不少介绍性、普及性的著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精品力作的缺乏。其二，由于十年“文革”的延误与破坏，老一辈学者相继去世，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部分《周易》研究者和爱好者，由于对原典把握不够，理论、方法准备不足，对易学的独特发展路数，对易学中象、数、理、占的内蕴缺乏真切的了解，没能在传统易学的根基上形成一种对易学象数与义理、尤其是象数的正确认识，没能确立起一种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高度哲学性、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相适应的宏大学术视野与学术胸怀，小视了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忘记了进入一种专门之学的领域首先必须付出相当的学术艰辛这一起码的学术常识，违反了厚积而薄发、有所研究方有资格发言这一基本学术规范，在没有真正研究心得的情况下，轻下结论，率出“高见”，致使各种对易学的误解、乃至一些常识性误见堂而皇之地在学界流行。因此，80年代中叶，我在拙作《周易概论》中特别呼吁，要着眼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以象数之学为突破口，深入开展易学的研究。其三，学风浮躁，专人专题的深入研究颇显薄弱，隔靴搔痒式的“急就章”频频问世。例如，对帛《易》的研究，就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子。如若对包括卦气说、卦变说、互体连互说等在内的易学象数之学没有足够的了解，仅从文字层面上探索，那么，对帛《易》的研究特别是对帛《易》中象数内容的研究就必然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度，必然难有真正的突破。其四，易学与江湖术士的占筮之术，其间的区别与联系，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仍存有种种模糊性的认识，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负面效果。
看到以上的成绩与不足，尤其是看到以上的不足，我们就有了今后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新千年里，同仁们至少应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坚实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成绩：
其一，易学是一专门之学，而且是一难度颇大的专门之学。我们必须力戒浮躁之风，笃实为学，正确而深入地理解这一专门之学，澄清各种不必要的误见，尤其是对象数易学的误见，建立新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的具有公认学术水准的全新易学体系，使易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使易学这一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奇葩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二，《周易》是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华传统哲学文化反过来又滋养升华了易学。当今中华传统哲学文化的研究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症结之一，就是缺乏对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深入了解。因此，我们必须加大易学与中华传统哲学文化间互动的深度、力度和广度，以期有力带动各相关学科的合理建设与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推进中华文化世界化及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步伐。
其三，确立与易学这一专门之学的实际相吻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其四，加强专人专题的研究，注意由点及面，由面及点。
我们深信，在以上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诸位同仁的切实努力，21世纪的易学研究，必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周易》及易学必将再显其耀人的异彩。
请允许我在此荣幸地告诉大家，在学界的大力关怀、支持下，经过本中心十余年来的严肃严谨的学术积聚与不懈努力，中心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十余年来，本中心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布局协调、研究方向相对齐全、素质相对较高的年轻化学术研究队伍，自1996年来，不到五年的时间，即已出版专著31部，发表论文110余篇，这为中心今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地的建立，更为易学研究的顺利开展，为易学事业的更大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为此，本基地将不断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继续发挥培植易学研究力量、把握易学研究导向的作用，抓紧专人专题的实质性研究，奋力攻坚，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写出一部真正体现当代易学最高研究水准的《中国易学史》，使基地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权威和表率作用，按教育部的要求，在数年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的易学研究中心。另外，本中心已在大鹏证券公司的友情赞助下，设立了大鹏易学教育基金，其中一项就是对确有见地的易学研究的优秀著作及论文进行大力度的奖掖，以此来引导笃实学风、匡正时下的浮躁之习。在此，我代表本中心，诚望诸位同仁将基地当作自己的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易学研究及易学事业在下个世纪出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周易学会会长 刘大钧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及山东大学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学术界前辈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在与会海内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经顺利完成了大会预期的各项议题，获得了圆满成功！
来自美国、挪威、韩国、香港、台湾的76位正式代表参加了本次盛会。就职称而言，高级职称（正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即占56人，因此是一次水平相当高的学术会议。
本次大会，共收到论文52篇，专著5部。
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陈启云先生，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萧萐父先生，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武汉大学教授唐明邦先生，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先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张立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系教授方立天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方克立先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潘富恩先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刘大椿教授，北京大学教授陈来先生，中山大学教授李宗桂先生，北京大学教授、画家李燕先生，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先生，分别给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与祝贺电话。吉林艺术学院教授、画家李巍先生向大会赠画，台湾中华易经学会荣誉理事长邵崇龄先生、理事长倪淑娟小姐，山东中医药大学，分别向大会赠送了很有意义的礼品。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台湾老一辈资深学者、东海大学教授程石泉先生，以九十余岁的古稀高龄亲临大会，并作了精彩的发言。
在此，我代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向给予本次大会热情关怀、支持与帮助的各单位，各位来宾，以及学术界的前辈们、同仁们，向积极协助我们共同开好本次大会的代表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次大会在“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的主题下，着重讨论了“20世纪易学研究的特征”等十个方面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参加本次大会的各位代表，无论是在大会发言、分组讨论，还是在其他形式的交谈、争论中，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切磋，相互启发，显示出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会议的气氛，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相当活跃和热烈。尤其是本次盛会适逢世纪之交，在跨世纪、跨千年的重大历史时刻，易学研究，也处在了一个新的关口，理性地反思和审视百年来易学研究的历程，审慎地规划易学研究的未来，作为一个严肃的焦点课题，历史地摆在了学者们面前，值此之际，又喜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被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山东省政协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韩喜凯先生与山东省委常委、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朱正昌先生亲自主持的基地揭牌仪式也在会议开幕式上隆重举行，而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发言中又断言，博士点的设立、基地的建立，将是继1987年岁末济南首届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周易研究中心的成立、《周易研究》杂志的创办发行之后，大陆易学研究的第四、第五个重要里程碑，这就使得会议探讨的话题相对集中，严肃而又欢快的氛围充溢于会议的内外。
本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易学研究的回顾。除本人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述拙见外，有的学者指出，20世纪的中国易学，发展极不平衡，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20世纪初，为易学转轨之前奏；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易学转轨之初步；20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有的学者则认为，相对于以前而言，整个20世纪易学研究的成果不容乐观，这是每个易学研究者所必须清醒认识到的。有的学者集中论述了本世纪学术前辈于省吾先生、熊十力先生、金景芳先生等在易学的象数之学或义理之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
（2）出土资料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根据出土资料，数字卦的假说是否能够成立，现在还十分令人怀疑。卜不同于筮。包山楚简中，数字符号明显与卜有关。当时占卜的记录格式是某年月日用某龟卜，最后就是数字符号。卦与筮相联，何以与卜相联？假如卦与卜相连，那么卜与筮的关系也将成为我们所当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有的学者认为，今本《周易》卦画，并非由所谓数字卦演变而来，阜阳简卦画、帛《易》卦画中的阴爻表示符，不应读作数字六或八。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有类似于传本《归藏郑母经》的资料，且除去重复外，六十四卦全然具备，说明传本《归藏》不为伪书。有的学者呼吁，为实质性地推进帛《易》的研究，除重视义理的剖析之外，必须加大其中的象数学研究的力度，是因义理是根乎象数的，如无对象数的把握，义理的研究也难得深入。有的学者着重探讨了帛书《易传》所反映的儒家道德观，认为帛书《易传》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反映了孔子说《易》多就政治德性而发。
（3）《周易》经传的研究。有的学者从数学的角度，探讨了今本卦序排列的规律。有的学者指出，《杂卦》卦序图，乃是一“昼夜变化图”。有的学者论列了《周易》的“十玄门”：乾坤成列、生生谓易、新新不停、旁通时行、二五得中、三材之道、成性存仁、化成天下、穷变通久、保合太和，指出，这“十玄门”，集中反映了大《易》精妙的形而上的哲学智慧。有的学者认为，《周易》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内容，其深远的历史忧患意识，明确的历史变通理论，以及彰往察来的历史作用，颇值我们借鉴。有的学者主张，乾坤阴阳奠定了《周易》的哲学基础，天尊地卑的义理弘深广博。有的学者指出，《易传》“利物足以和义”的论断，包含有可贵的生态思维，这对于解决今日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问题，极富启迪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周易》涵蕴着丰富的生存智慧，时至今日，仍有重要价值。有的学者特别指出，《易传》绝非道家作品，要分清成为各家公认学术常识的学理与各家实质性学理精神的不同。有的学者则专对《周易》思维的特色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还专就《系辞传》爻例的“拟议化”结构进行了探析。
（4）易学史的研究。有的学者对秦汉易学作了探讨，认为易学家之外的易学思想，也应进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中。有的学者探究了西汉孟喜易学，认为孟喜建立了一种以卦气说为核心的新易学。有的学者探讨了汉末郑玄易学，揭示了郑氏易学天道观的内涵。有的学者论述了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虞翻旁通说的哲理内蕴，认为旁通说涵具着隐显涵摄与流变互通之妙义。有的学者探讨了唐代孔颖达的易学，指出，孔氏易学具有兼综象数与义理的兼收并蓄品格。有的学者对宋代古易五家进行了考述，认为宋人恢复古易的工作，不仅是文献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易学哲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创获，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有的学者探究了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的易学，指出，熊氏易学包含体用不二的宇宙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乾坤成变的辩证法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5）未来易学的前瞻。许多学者呼吁，今后必须加大出土文献及易学史上专人专题研究的力度，力戒浮躁之风，树立严谨笃实的良好风气。有的学者指出，今后一定要端正易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不可只重义理而排斥象数，也不可只重象数而忽视义理，要超越汉易宋易的藩篱，要开展多角度、多视角的易学研究。
学者们满怀信心的认为，只要海内外同仁齐心协力，并切实有效地发挥易学基地的作用，未来的易学研究事业，一定会更加辉煌！
现在我宣布“百年易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
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一路顺风！
谢谢大家！ (刘大钧)
